医患互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
日期:2019-10-30

不久前,在“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 共享美好医患关系”颁奖暨学术论坛上,由《中国医学伦理学》杂志社发起的《文明就医患者倡议》(西安宣言)引发社会关注。该宣言对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看,宣言的发布预示着医患关系中患者自我意识的理性回归。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。自我意识的觉醒,使患者不再轻易相信医生的判断和建议。但是医学是一个严密的专业学科体系,尤其是现代医学,早已脱离日常经验所能把握的范围,所以在专业的医生面前,患者的独立性是有限的。患者不能以人格平等为由要求医患关系的绝对平等。患者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,尊重医学的严肃性和医生职业的神圣性,是自身独立性的基础。宣言倡议“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,尊重医护人员的生命与人格,尊重医护人员的专业知识与技能”,把握住了医患关系的基本精神。宣言如果能够普及开来,将会有助于医患关系中患者自我意识的理性回归。

从社会信任的角度来看,宣言的发布有助于重建医患信任关系。吉登斯在《现代性的后果》一书中指出,可信任性有两类,一类是建立在彼此很熟悉的个人之间;另一类是基于长时间了解,从而互相从对方的眼中看出可信度证据的个人之间。但是现代社会是流动的社会,医生每天会面对大量的陌生患者,患者也不可能固定由某个医生治疗,医患之间不具备熟人之间建立信任关系的时间和场域。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实际上是对专家体系的信任。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动摇的是对专家体系的信任基础。而医生对患者不信任的伦理后果则更加严重。医生接诊患者的基础是相信患者不会伤害自己。如果无法建立这一信任关系,则直接意味着医疗活动无法进行。宣言倡议“相信医护人员会心系我的健康安危,相信、尊重并参与维护医护人员的清廉品格”,呼吁全社会能对医护人员提供安全行医的信任环境。

从建立医患共同体的角度来看,宣言有助于构建和谐医患互动关系。对健康的追求是连接医患双方的纽带,疾病是医患双方需要共同面临的敌人。在对抗疾病的过程中,医生实现自身医术的价值。但是疾病总是和病人同时出现,不存在脱离病人的疾病。从疾病出发,医生的治疗对象是普遍化的,从病人出发,医生的治疗对象是个性化的。医生的价值恰恰体现在个性化上。医疗效果的好坏一方面依赖于医生所掌握的对抗疾病的普遍化知识,另一方面依赖于个体化的病人的积极配合。正是在个性化的互动过程中,建立起医患双方的共同体关系。对于医生来说,治疗效果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不可知的。对于病人来说,总是具有一个美好的预期。一旦出现医疗失误,对于医患双方来说都是一种打击。但是病人的损失是绝对性的,因此更容易产生非理性想法和举动。宣言提出“患者要积极配合治疗,包容失误,正确看待就医结果”,这对医生是一种支持,对患者是一种理性的教育。

和谐的医患关系是一种美好的理想诉求,但是发生医疗事故和纠纷总是难免的。宣言最后倡议“理性平和表达意见,依法维护自身权益”,委婉隐含地表达了对非理想状态的合理处理方式,由此形成了文明就医倡议的逻辑闭环。医患关系是我们每个人一生中都会经历和面对的。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需要医患双方共同的努力,而不仅仅是医生以及医院需要面对的问题。

医患关系和谐与否,不仅仅是一个医疗问题,而是涉及社会发展问题,是一个社会稳定和文明程度的重要表征。

作者为天津社会科学院伦理学研究所所长、《道德与文明》杂志主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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